一些主播掉入合同陷阱被困直播间

就读于北京某高校大四的邱念也正面临违约金赔偿。大一下学期，她与一家MCN机构（专门为网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签了合同，该机构承诺每个月给她保底薪资8000元，每天直播5个小时，每个月直播25天，合同期限为3年。然而实际上，她却被要求每天直播6个小时，每个月直播26天。邱念要求按照合同执行，遭到对方拒绝。直播满一年后，因学校课程紧张，邱念无法再满足直播时长要求。过了一段时间，她被MCN机构起诉，对方向她索赔13万余元。

机构设定的直播时长很难完成，违约金又特别高，赔不起就只能继续直播还钱，这就好像一个闭环，主播在里面永远跳不出去，不少大学生同事主播都一起被起诉了。

李楠签约的MCN机构曾承诺给她专业培训、内容策划、直播技术和运营指导等支持，每个月保底工资为6000元，前提是李楠每个月至少直播26天，每天直播时间不低于6个小时，李楠直播所获得收益的10%由MCN机构所有。按合同要求直播1个月后，李楠并没有拿到6000元的基础薪酬，MCN机构给出的原因是她没有足够的有效直播时长。

“不知道他们对‘有效’是如何认定的，每次直播我都认认真真对待，从没有‘水’过时长。”李楠说。

多名大学生主播向记者提出，6小时的有效直播并非易事，需要快速准确地击中观众的情绪，学会接住自己埋下的梗，琢磨自己的话术、妆容、直播场景等，对于还有学业要求的大学生来说很难做到。

湖南商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炎代理过近百起主播与公会的纠纷。他介绍，一些MCN机构招主播，会先用一笔2000元至3000元的签约费作诱饵，签完合同以后，会给主播寄一些廉价的直播设备，然后监督主播直播。一旦主播达不到合同要求又不能及时调整，公会就会以主播违约为由要求其赔钱。

针对一些主播完成了直播时长却拿不到底薪的问题，李炎分析，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计时机制不合理，“直播有效天”“直播有效时长”与“直播天数”“直播时长”并不是一回事。但机构在签约的时候，通常告诉主播一天播6个小时就够了，可实际上这6个小时是有效时长而不是直播时长。所以一些大学生主播往往只能坚持一两个月，之后多数选择停播，停播以后就会被MCN机构发催告函，催促主播复播，如果不继续直播则是违约，有的主播不能坚持，放弃这一行则要面临高额索赔。

曾为MCN机构提供法务咨询服务的刘昕表示，MCN机构的合同往往是格式合同，或者签订直播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陷阱往往藏在合作期限、分配方式等条款中。例如在合作期限一栏中，夹杂着协议期满后自动顺延的条款。在直播账号一栏中，对于直播账号的注册和实名认证以及绑定手机号信息等由MCN机构所有，目的是让主播在违约或者解约后将直播账号留在MCN公司。

“在收益分配一栏中，MCN公司往往将保底收益的方式转换为收益分成模式。这就意味着，如果MCN机构与主播约定了连续给主播3个月的保底工资，每个月保底5000元，一旦主播在3个月内有1个月的分成收入超过保底的5000元，则MCN机构在次月无需给主播保底工资。结算时不会每月固定日期打款，目的是规避劳动关系。”刘昕说。

业内人士提到，在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以“流量”为诱饵，要求经纪公司对旗下主播的直播内容、直播时长作出规定，总体上呈现“平台—中间商（经纪公司）—劳动者（签约主播）”的劳动控制策略。在这一策略下，尤其是大学生主播极易陷入过劳困境。如，主播未播够相应时长，将导致当日的劳动时间不被认定为工作时间；直播前的准备以及直播外的高强度创意活动，都难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下的劳动，无法产生直接报酬收入。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建议，规范直播时长认定规则，要对直播外劳务活动作类别化分析。“经纪公司认定直播时长无效的做法，不符合劳动法中按期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亦认定该约定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经纪公司可以通过流量扶持、奖金等激励方式引导新人主播进行持续直播，但不应扣除劳动报酬。此外，当直播时长和劳动报酬挂钩后，还会产生主播期望延长直播时长的情形。直播准备活动、拍摄制作短视频以及参加直播平台活动等劳务活动应当被认定为工作时间下的劳动，其活动呈现出类似‘待命时间’下劳动的效果。”郑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