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渔夫梁亮：一卷奇书，三戏人间
〡毛振球撰
明代昆山，驷马关桥下，住着一户世代打鱼的人家，家中有一子，名梁亮。这个渔夫原本与寻常百姓无异，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一只白鼠钻入洞穴……
一、桥下住着打鱼的人
梁亮的故事收在明代诸茂卿辑录的《今古钩玄》里。诸茂卿是山东诸城人，把散见于笔记小说的奇闻异事汇编成书。《四库全书总目》对这部书评价不高，说它“所取大都小说为多，杂糅不伦，又不分门类”，还指出“引证亦往往疏舛”。举了个例子：第二十一卷“吞舟之鱼”条注“出刘向《谈丛》”，可刘向根本没有写过这本书。这个批评不算冤枉，引用此书确实需要回查原书。但也正因这种“杂糅不伦”，许多散落在地方志和野史里的生动故事才没有失传。梁亮就是一例。短短百余字，得奇书、掷索化蛇、踏水借银、公堂脱身，把一个桥下渔夫与一方神人、一位朝廷命官之间的周旋写得有看头。
先说说那座桥。
驷马关桥在昆山县城小西门（丽泽门）外，跨至和塘。嘉靖《昆山县志》记“留爱泉在驷马桥下，宋淳祐十年主簿刘棠凿”，建桥大约也在此时前后。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九又记，明嘉靖三十四年知县曾梅重建，乾隆五十四年里人重修，晚明修筑至和塘石堤时，这座桥仍在列。方志另有“桥上设关，曰驷马关”一语，但这个“关”字值得琢磨。此处正当新洋江与阳城湖“两水交击之会”（宋郑霖《重修至和塘记》），桥上所设更可能是节制水流的关闸，未必是征税关卡。宋时昆山“县境无城，惟以竹木为栅”，“小西门”之名要到明弘治四年杨子器建城楼才定下来。设关始于何时、究竟是何物，只能存疑。
但把“关”字搁下不论，这则传说的地理依然有意思。桥是官修的，主簿始建，知县重建。桥下却住着世代打鱼的人家。梁亮散银的地点也选在驷马桥上，他把借来的官家银壶砸碎分给穷人。官家的银器，碎在官家修的桥上，落到穷人手里。一座官修的桥，被一个渔夫借去做了自己的台。
二、一戏：以术立名，掷索化蛇
故事得从那只白鼠说起。
梁亮某天看见一只白鼠钻进洞穴，跟着进去，竟在里面发现一卷书。认真研读一番，忽然有所领悟，从此踏上了另一条路。
白鼠在志怪里常被写成灵物。《坚瓠集》记盐城察院的白鼠化作白衣人求宿，被猫一口咬死。祝允明《祝子志怪录》记处州叶泉箱中藏一巨鼠，能预知科场试题，帮他屡列优等。《剪灯新话·申阳洞记》里，鼠精更是穿穴引路，把人送出绝境。鼠与“穴”、与“书”、与“非常知识”之间的关联，在民间想象里由来已久。梁亮“随白鼠入穴得书”正是这一母题的地方版本：灵物指路，洞中得书，一读即悟。这是底层人获得非常力量的典型通道，朴素得像句老话：书里自有出路。
学了些本领的梁亮去拜访车塘（今属昆山陆家镇一带）的张氏。张氏世代被乡人尊为神明。不巧登门时张氏外出，梁亮把一根绳索扔进院子，张家人只见一条大蛇窜进卧室，吓得够呛，急忙跑去报信。张氏一听便知是梁亮，看来这渔夫的名声已经传开了。他追上去请梁亮喝酒。梁亮微微一笑，让张氏再去看那条“蛇”，原来只是一根普通的绳子。
这是梁亮的“第一戏”。初悟道法便去寻当世高人，既是亮本事，也是给自己立名。张氏“追而饮之”，给了面子，也显了气度。两个异人过招，点到为止，有几分同道相惜的意思。不过说到底，这只是开场。
三、二戏：步水借罂，散银济贫
提刑吴潜的船泊在江边，他正在船中饮酒。梁亮提着个小篮子从水面上步行过来，径直上了船。吴潜吃惊，问他来干什么。梁亮坦坦荡荡：“想借您箱子里那只白银酒壶用一用。”吴潜看他赤着身子，篮子又小得可怜，心想一只酒壶断然藏不进去，便放心递了过去。梁亮接过壶，不慌不忙往篮里一放，转身踏水而去。
第二天一早，他在驷马关桥上把银壶砸碎，分给了穷人。
这里有个绕不过去的错位。“提刑”是宋代的官，提点刑狱公事，路一级的司法长官，明代不设此职。吴潜（1195—1262）是南宋嘉定十年状元，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淳祐九年已进右丞相，仕履中并没有提刑昆山这一任。（一说他绍定四年曾主管平江府，昆山正隶平江，民间拉他入本地故事或非全无因头，此说尚待覆按。）
但这个错位，不该用一句“不必较真”就打发掉。它说明这则故事不是明人凭空编造，而是一则更早就在江南水乡口耳流传的旧闻。辗转传抄中，一个宋代官名、一位南宋名臣被原样带进了明代笔记，像河床里留下一枚旧钱币。错置的不是史实，是传说流经的时间。“流经”本身，就是它年代久远的证据。
再说“第二戏”的意味。梁亮踏水而来，借走官家银器，转身散给穷人。民间爱讲“劫富济贫”，梁亮这一手可以说是“戏官济贫”。他要的不是那只壶，是官老爷那点被耍弄后的愕然。银壶碎在官修的桥上，分到穷人手里，这场戏谑就不止是玩笑了。
四、三戏：剪纸化鸟，公堂遁去
银壶终究是官家的东西。吴潜知道后大为恼火，认定梁亮使的是妖术，立刻派人追拿，梁亮被逮到了官府。
公堂上，吴潜问他：“你能从这里脱身吗？”话里带着轻蔑和试探。堂堂朝廷命官，不信一个渔夫能从官府手里跑掉。梁亮的回应是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取盆注水，用纸剪一条鱼放进去，纸鱼竟在水中游动跳跃。又剪一鸟（今本作“复剪一鱼，飞达庭下，攫其鱼而上”，能飞能攫者自当是鸟，疑传抄致讹），纸鸟飞到庭院中，叼起那条纸鱼冲天而去。众人仰头看鸟，就在这一瞬，梁亮不见了。
“第三戏”用的是幻术，高明却不在幻术本身。剪纸化形、撒豆成兵一类，志怪里不少见。梁亮胜在声东击西，用一场戏法吸走所有人的眼睛，自己趁乱抽身。一个被官府拿住的人犯，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消失，留给吴潜和满堂官吏的，只有一肚子惊愕。
五、三戏之后
梁亮的故事既入《今古钩玄》，又见载于《姑苏志》，可见它在明代江南传布颇广。《姑苏志》刊于正德元年（1506），《今古钩玄》成书在其后。一个渔夫的传闻能先被官修府志采入，再被抄进杂书，“流传颇广”四字才算有了根据。
通观三戏，最要紧的是那个“戏”字。它不硬碰硬，而是戏谑式的、非暴力的反抗，轻盈也浪漫。梁亮不必流血，就能在精神上翻越既有的秩序。
这份超越之所以动人，跟他的身份大有关系。他不过是个打鱼的，跟吴潜之间隔着一道天堑。一个底层渔夫，凭一卷偶然得来的奇书，就获得了与官府周旋的异术。明代中后期的江南，赋役重而市镇兴，这类叙事正是普通人面对权力与知识双重垄断时，一种想象性的解围。
更难得的是梁亮的分寸。他从不谋私利，也不伤无辜。借壶，转手分给穷人。脱身，也不过是躲开追究。有术而不害，有能而济贫，有力而不欺，这是民间传说里最理想的侠义人格。
故事最后，梁亮不知所终。它没给吴潜一个交代，也没给梁亮一个结局。这恰是民间叙事的分寸：不推翻秩序，只在这一页上，让一个桥下渔夫赢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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